如果说，有哪位美国当代牧者对全球基督徒，尤其对华人基督徒颇具影响力，或许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是无法绕开的一位牧者。他是美国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创会牧师，也是一位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作家。他的著作，如《为何是他》《婚姻的意义》《工作的意义》《慷慨的正义》《一掷千金的上帝》等，既涉及基督福音在公共层面与社会文化的对话，又兼顾福音对当下人生活的具体指引，可谓面面俱到。
近日，凯勒在经历了3年多与疾病的抗争之后，离开世界。但是他的思想，以及他活出来的福音，或许仍在很多人的心中产生共鸣。
也因此，“公共神学协会”筹委会于6月10日在Zoom举办的“走进提摩太·凯勒”（上）的线上论坛，引发许多关注和转发。第一场讲座虽只有两个多小时，却吸引了超过1600人透过各种平台观看直播；不到一周时间，近万人观看了节目回放。可见大家感兴趣的并不只是几位知名大咖的精彩分享，更是希望透过对提摩太·凯勒的纪念与深入了解，更好地在这个充满危机和撕裂的时代跟随基督，见证信仰。
据悉，本次论坛的下半场将于北京时间6月17日晚上8:30-22:00举行，主题是“恩典、使命与世界观”。届时邀请的嘉宾有牛津大学神学系哲学博士曾劭恺、爱丁堡大学神学系研究员徐西面、德国洪堡学者李泉、北京恩道教会牧师郭易君等，值得期待！
那么，我们纪念提摩太·凯勒，究竟在纪念什么呢？读完以下节录的几位嘉宾的分享，或许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董家骅牧师（现任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
·2009年我刚开始牧会，那时美国正飞速朝向后基督教时代，处于多元文化的交叉点。这种现象使当时的我感到很彷徨。我们仿佛在捍卫信仰，但是与今天我们对话的对象的距离却越来越远。那时我听到凯勒牧师的分享，他谈到他新出的《为何是他》，这使我耳目一新，惊讶于怎会有人以这样的方式，在今天这样的后现代进行沟通？
·以福音为中心是凯勒很重要的神学脉络。但他对福音的诠释，既传统又创新。对他而言，福音不单单是一个主题，不单单是一个论述，也是一个叙事。凯勒将传统上的创造、堕落、救赎、更新融合为一个叙事。这对我启发颇大——原来神学的主题不仅仅是一个论述，更是一个有温度的故事。
·凯勒牧师对我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是，他总是在自己的处境中诠释福音。他认为福音足以回应每一个处境下每个人特殊的恐惧、盼望和偶像。福音一方面是超越的，一方面是临在的，可以具体地回应不同处境下个体内心的真实。
·凯勒牧师也强调福音的更新。我们最终极的盼望不是我们的努力，唯有耶稣是人类终极的赦罪、公义与拯救。我们改变的动力不是在于更努力，而是被上帝的恩慈所驱动，清除内心的偶像。
·凯勒牧师回应文化的进路，他认为我们先要进入、理解文化，找到所在文化的核心追求，接着引爆、揭露文化所提倡的方法是无能为力的。唯有如此，才会指出跟随基督才会达到文化所追求的核心事物。
·在今天意识形态撕裂的时代，凯勒牧师树立了公共见证的典范。基督徒是让基督教在公共空间里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背书呢？还是回到福音里，超越狭隘的政党政治，以及左、右派的意识形态之争，能够彼此学习、饶恕、接纳、不报复？
·凯勒牧师的态度也使我钦佩，即坚定中的温柔，博学中的谦卑。他在文章和书籍中，从不恶意攻击或谩骂他的对手，哪怕这么做会使他获得掌声和支持。他始终保持一种风度，在不了解对方立场的时候，从不批评他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虽然未必都认同凯勒牧师的所有主张，但是大家应该都认同他的风度。这种谦卑，才是改革宗神学的精髓。
戴永富（新加坡神学院副教授）：
·在同室操戈的环境中，凯勒牧师有令人喜欢却健全的思想。他既践行“中庸之道”，又坚持“有原则的兼容”。凯勒避免过于乐观的乌托邦主义（想用基督教改造社会），但他也避免过于悲观。
·凯勒的特点是宣教士型的牧者。而宣教的处境化原则是，文化如语言，是福音的沟通媒介。宣教离不开处境化。有些信徒对处境化不感冒，但凯勒指出，处境化使人警惕自己及其他文化的局限性。他说，处境化使人为了必要的绊脚石（十字架）而消除没必要的绊脚石。宣教也离不开所谓的“二里路”原则：对凯勒，福音宣讲离不开文化，但也超越文化——即我们要认出所处文化的需要和理想，但也要指出福音如何能正确满足或成全之。
·凯勒的处境化方法：先找到《圣经》与所处文化所共用的概念，然后从《圣经》的角度改正所处文化对那概念的理解。如此，信徒为了福音既能适应文化也能挑战文化。
·根据新加尔文主义者，把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分割开或混淆起来都会造成神学问题，所以他们提倡普遍与特殊启示的有机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且相互关联，即既无法分割也不能混淆的合一性）。若无诸如文化、语言等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则失去其可知性；若无特殊启示，普遍启示便丧失其终极意义和目的（因《圣经》提供现实、文化与学科的叙述性基础，即创造、堕落、救赎、荣耀）。
·公共见证的实用原则，首先要明确，所谓世界观之争很少是零和的博弈，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没有任何彻底错误的知识体系。”其次要避免全然排斥和照单全收等极端，在对话中既要谦卑也要有信心。因此对凯勒来说，城市宣教是处境化的实验室。
·我个人认为，我们需要超越全职-带职二元论的神学教育。要与神学院以外的人有更积极的互动。
·要提防的危险，首先是理性主义和精英主义——认为文化使命和宣教是精英们的任务；此外要提防凯旋主义和激进主义——认为我们必须要有把握战胜文化。有机思维的结果是，公共见证（或教会与文化的关系）并无绝对的模式，不同处境需要不同的模式。
【安平牧师回应：戴老师多次提出的“中庸之道”使我感受颇深。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的理解有些负面，认为指的是没有原则，一团和气。但其实中庸之道的“中”，指的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庸”指的是不轻易改变，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圣经》中也有类似的教导，如“合乎中道”。所谓“中道”，指的是有理智的、审慎的、有节制的、谨守的、有前瞻性的。而“合乎中道”这个翻译本身，也是非常处境化的。】
陆尊恩博士（基督使者协会门徒培育中心主任）：
·印象很深的是，我在读研期间时常参与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崇拜，会看到凯勒牧师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纽约客》杂志进行深入浅出的讲道。
·我同意戴老师所说，凯勒牧师的路线是“中庸之道”，或者说他踩踏平衡的步伐。其实改革宗圈子一直很强调平衡，但凯勒牧师将其发挥到灵活而且极致。
·凯勒牧师对人性绝对悲观，但对恩典绝对乐观（包括普遍恩典），包含对未重生的世界仍然有上帝的恩典的确信。他并不是相信人性会如何，而是相信上帝在如今这个世界里仍然大有能力地工作着。
·凯勒牧师背后的神学底蕴是巴文克，强调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的有机合一性。
·凯勒实践公共神学的方式是对话，在公共领域尝试争取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重新准确地去认识福音本身，从而将福音推介给更多的人。这是今天的公共神学面对的问题，需要逐步消除误解，思考什么是对话的基础。我们的终极关怀仍是荣耀神、建造教会和传扬福音，但并非建立神权政治，而是向这个世界做天国的见证，因此入世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须。
·凯勒牧师也并非完美，他对于女性侍奉的模糊态度、“让城市成为伟大城市”的使命也受到争议。这需要练习与自我修正。公共神学也要有一种自觉，意识到我们都被自身的文化处境所制约，并深信神的国能把大家带到基督的宝座前同领一个饼和杯，因此我愿意从事对话。也就是说，公共神学是始于自觉，终于爱里合一。
江慕理牧师（高雄BCC双语社区牧师）
·福音派教会的未来，体现在要么不关系公共神学，要么其他“公共神学”成为主流论述。
·福音派可供选择的公共神学，主要有时代主义、宗教右派、统治神学和七山使命。
·谁的声音将塑造未来二十年福音派的社会意识？是时代主义、宗教右派、统治神学，还是……？盼望是如同凯勒那样的一个中庸的声音。哪怕是旷野中的孤声，愿我们在这个时代都能接续凯勒牧师，发出声音。
·凯勒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神学家，他之后谁来接续？如果没有人，可能出现的情景是：福音派基督徒不再关心公共神学，这将导致道德指导缺失、教会失去公共政策影响力、缺乏先知见证和文化参与、信仰与生活的割裂。
【董家骅牧师回应：我认为凯勒牧师在公共议题上温柔坚定谦和的态度，不单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对福音深刻理解的展现。正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不需要诉诸自己的能力和血气来见证。在上帝的大能中懂得温柔、持守、谦和，这种态度其实是福音的展现。】
听完几位学者、牧者的分享，或许我们能回答开头提到的问题：我们纪念提摩太凯勒，究竟在纪念什么？实际更多的是学习他谦卑的态度，以及学习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对话。
下半场论坛，欢迎您的参与。
下半场时间： 6月17日
北京时间 (Beijing Time, GMT +8)：08:30-10:00 PM
纽约时间 (Eastern Time, GMT -4)：08:30-10:00 AM
伦敦时间 (British Time, GMT +1)：01:30-03:00 PM
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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